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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1-08-03 02:16

  在迎接中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说“沐浴在春风里”真的别有一番滋味,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党的事业发展给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春天”般的感受。例如,1950年“六一”儿童节那天与乡村小学的学生代表们一起被农会的农民用船送到区政府参加庆祝活动,第一次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找到了春天的欢乐,仿佛也觉得“我长大了”;又例如,1956年与上海50位少年儿童一起到停泊在黄浦江面的苏联军舰上做客,有了人生第一次参与国际交往的历史记录;再例如,1959年9月1日,当我佩上“复旦大学”校徽成为该校“工农预科”学生时,送我去报到的父亲由于没有机会上过一天学,那时那刻也与我一起仿佛都有沐浴在春风里的感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这里,我要说的是对沐浴在改革开放初期春风里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发展的感受,因此,在时间上基本以20世纪80年代为限。

  我于1979年3月8日来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分工参与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学术组织工作。当时正遇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因此有机会获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是如何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发展起来的感受。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成立于1957年3月,栉风沐雨至今已一个甲子有余,逐渐变得根深叶茂。在1980年以前,作为群众性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团体,全国仅此一家。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云集的重地。尽管旧上海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但却处于国际斗争的前沿。学会成立之初,上海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国际问题教育单位,也没有专业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且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这里活动的员国际问题专家都被调到北京去参与新政权的涉外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在上海的许多国际问题专家除了一时仍不便公开身份的员,还有不少虽然不是员,但无论在抗日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与中国一起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爱国志士,金仲华先生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1934年,金仲华先生创办的《世界知识》曾经是许多爱国志士观察世界风云的窗口,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奔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场。新中国成立后,金仲华先生先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汇报社社长等职务。他还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经常参与重大国际活动。此外还有金学成先生、刘良模先生、胡其安先生、石啸冲先生、向哲浚先生等近百位曾经从事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法、国际组织、世界历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他们不仅在上海各界人士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希望继续与中国并肩战斗,为新生的共和国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还有众多的海外联系,有开展海外工作的机会和条件。因此,金仲华先生想到的是如何将这些国际问题学者专家组织起来,及时为他们提供中央发展对外关系的新精神,为他们解决研究资料缺少和成果发表、出版的困难,为他们提供相互交流探讨的平台,为上海对外关系发展做点事。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又成了拓展国际交往的重要港口:新中国第一个国际旅行社在上海成立;新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中(国)波(兰)航运公司在上海成立;上海海军基地代表新中国海军第一次接待了外国海军(苏联驱逐舰智蒙号、启蒙号)访问中国的任务,相关的新中国海军国际礼仪礼节也由此诞生;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艘来华外国货轮选择在上海进港,国际贸易往来在上海开启……随着日益广泛的外经、外贸、国际旅游发展,大量涉外干部也需要有相关的国际知识训练。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终于由金仲华先生牵头诞生。当时,学会成立及学会领导成员名单均直接由中共上海市委讨论批准,决定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先生任理事长,陈冰、金学成任副理事长,胡其安任秘书长,石啸冲任学术部主任。尔后,1960年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又由金仲华先生与华明之一起,领衔建立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今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首任领导者。1964年,根据主席亲自签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指示,由教育部批准在复旦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重点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并在当时国家非常有限的外汇储备中每年固定给予三万美元额度用于订购美欧国家的报刊杂志。相关研究、教育机构的先后成立为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更加深厚的基础和便利条件。

  ——上海国际问题学术界是有光荣历史的。他们曾经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上海国际问题学术界是有优良传统的。他们曾经心中惦记着党的事业需要、惦记着人民的需要,用自己的丰硕研究成果服务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外交事业。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而“忠诚”两字始终是他们的座右铭。

  ——上海国际问题学术界是有历史使命感的。党的使命、人民的使命、民族的使命是广大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初心,他们胸怀初心、铁肩担使命一路走来!在抗日战争时代、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以铁笔为钢枪而无畏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成为祖国瞭望世界风云的观察哨,服务国家战略,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他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筹帷幄的建言献策者,也是为祖国培养一代又一代从事国际问题研究青年才俊的园丁。

  一个单位是有历史的,而历史是一代一代有名有姓的人创造出来的。金仲华先生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对青年研究员言教身传的故事至今依然让人难以忘怀,由此形成的传统代代传承。

  坐落在今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金仲华先生塑像见证了该院的历史、传统和使命的厚重。至今,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指导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文汇报报社每年联合举办的“金仲华国研杯”征文活动,呼唤着国际问题研究年轻才俊沿着历史开启新的道路,继承光荣传统和使命继续前进。目前,上海国际问题学术界有近500名教育、研究人员,一直铭记着党的初心,勤勤恳恳为了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先后涌现了近20名国家级或上海市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党和人民用各种光荣称号肯定他们!

  在“”喧嚣的年代里,无论在复旦大学校园里还是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及其他高校中,都存在着一片由学者自己开辟、坚守着的静悄悄的绿地。这些牢记党的嘱托,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教学的学者依然坚守初心、日以继夜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因而,当改革开放春风吹拂而来时,能够春风化雨、结出硕果,不仅将一本本著作迅速推向社会,而且教书育人成果卓著,成就了一批国家栋梁,这些都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如余开祥、刘星汉、陈其人、林举岱等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专家学者们的努力密不可分。

  在“”喧嚣的年代里,或许有人不会相信复旦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还会不间断地使用着主席亲自批准的三万美元外汇额度,用于订购美欧国家的报刊杂志供研究使用。包括美国已经解密的涉外档案资料依然能够不断来到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使继续洞察国际风云变幻成为可能。因此美国经济、法国经济、德国经济、欧共体经济、日本经济、战后国际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是学者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当然,在当时这样做也是需要勇气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们就是凭借这种不忘初心做学问的劲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有: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5册),1980年前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长编》由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教授刘同舜牵头,经过姚椿龄、阴巧云、竺培芬、杨宇光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的王斯德、李巨廉、姜琦、张月明、陶樾、吴成平等教授的数年共同努力,充分利用美国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原件复印件,为读者了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构建世界霸权提供了详实的过程介绍。1986年,上海首次举办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5册)获得著作类一等奖,得到社会肯定。

  该项目研究的另一个显著成果是带动了改革开放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三大学术重镇的迅速崛起:第一个是由刘同舜领导的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的“国际关系研究室”,侧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研究;第二个是由姜琦、张月明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苏联东欧国家研究室”(后升级为“苏联东欧国家研究所”),侧重国际运动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高放是著名的国际运动史专家,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运动史”研究领域甚至还有“北有高放、南有姜琦”的美谈;第三个是由王斯德、李巨廉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室”,侧重于二战起源、过程的研究。这三大学术研究重镇以自己丰硕的成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国内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翘楚。

  ——伍贻康等学者所著《西欧共同市场》《欧洲经济共同体》先后出版。《西欧共同市场》于1973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欧共同体的专著。《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83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欧共体的学术专著,获得1986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首届优秀成果的优秀著作奖。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教授伍贻康领导的“欧共体研究室”一度引领国内欧洲共同体研究,成为当之无愧的学术重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编写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于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所研究员陈佩尧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专著《北约:战略与态势》在1989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北约的战略与态势所提供的详实资料和精辟分析论述,开辟了中国国际问题战略研究的先河。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高等教育迎来新的春天。然而,许多教师却面临业务被“”所荒废的困惑。例如,现在许多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基本上都不开设国际关系史课程,但是当时大家认为这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基础知识课程,是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人体那样既有血有肉又有骨骼支撑。如果学生没有厚重的历史知识基础来学习国际关系则会是晕头转向、人云亦云,会得“软骨症”。然而,当时设有国际关系教育研究、世界史教育研究的所有大学、研究机构,尽管对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高度重视,却面临一无相关教材、二无相关研究资料的困难。面对这个现实,在学会副会长刘同舜领导下,1981年初,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立即施以援手,与姚椿龄、阴巧云、竺培芬、伍贻康、姜琦、张月明、李幼芬、颜声毅、董拜南等一起,编印了《现代国际关系史讲义》、《战后国际关系史讲义》,以解没有参考教材的燃眉之急。

  同时,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借用“海员俱乐部”礼堂(现在的“上海国际贵都大酒店”)举办“国际关系史讲座”、培训相关专业的老师,直接由刘同舜、姜琦、姚椿龄、张月明、阴巧云、竺培芬等担任主讲。讲座结束后,学会立即将讲稿编印出来,受到了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州、辽宁等地相关专业研究机构的热烈欢迎,编印资料一下子被国内一些高校抢购一空,且供不应求。有的高校还因买不到这些《讲义》就自己动手翻印,供本单位使用。有了这个先例,李幼芬、颜声毅等所著《现代国际关系史》由于相对系统完整,不仅被出版社接受正式出版而且还获得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优秀成果奖。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在1983—1985年组织翻译编印的《战后国际关系史料》(1—5辑),全部都是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解密外交档案中翻译过来的,总共近百万字。这套资料也受到了东北地区、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高校的普遍欢迎。这些都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对国内国际关系史课程教育作出的有目共睹、真金白银的贡献。

  刘同舜事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知识界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从此进入了名副其实发挥专业学术团体作用的新阶段。学会组织编写了若干文献资料,在学科建设方面迈出了艰难的一步。这在全国亦是领先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编写的资料,那真是孩提学步,汗颜得很。但它激发了一批人献身学科建设的热情。”

  “”结束后,如何纠正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不恰当、甚至错误的认识是一项巨大挑战,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既要坚持科学性又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学风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釆取不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教条主义态度,或者釆取选择性取舍的实用主义态度。要对这种学风提出挑战是有风险的;二是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巨大变化发展该如何认识。

  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争议的问题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国家利益”,关于“国家主权原则”,关于“爱国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性”,关于“时代”问题,关于“相互依赖性”,关于“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关于“不结盟政策”,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特色性,关于对外关系中的“义利兼顾”,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这些争论的各方面观点在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合著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1989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卷》(1991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这些争论的问题领域其中有许多是相互交叉的,而学者在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时往往是偏重于某个单一问题领域。以下略述一二:

  这个问题《宣言》实际上早就讲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换言之,当代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根本上是由世界市场的全球拓展所决定的,是由体系性生产分工与合作的全球拓展所规定的,并且赋予了当代国际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育成长的历史过程。

  但是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中,许多人就是不承认国际社会存在相互依赖性。有人说:“资本主义要否定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怎么可能相互依赖?”也有人说:“西方国家是要通过‘相互依赖’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千万不能上当。”诸如此类的责疑或许有一定道理,事实上也确实面临类似问题。例如,当代美国也在企图利用全球相互依赖趋势转化成“全球的美国化”。然而,正确答案不能以否认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性为前提,不能学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不见不闻,而是要研究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复杂艰巨性,研究如何趋利避害破浪前进,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敢于回答“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正如2016年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向世界宣示的那样: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当年争论的焦点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政府如何看待自身国家利益。要坚定不移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在中国政府的所有主张中历来是明确的,从来就没有含糊过。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作为一个整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涉及我国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而且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来加以确认,显示了我国政府历来对国家利益的严肃性。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联合国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显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价值的普遍性。

  与之不同的是,国际上一些国家讲国家利益时只讲本国利益至上、本国利益优先、本国利益最大化,实质上却要让他国利益最小化,否认与他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公平公正性。这种现象尽管普遍存在,但是“存在未必合理”,并不是国际关系的普遍性原则。将这些主张作为国家间关系基本原则并不具备价值合理的普遍性,特别在国家主权意识广泛觉醒的今天更不得人心。与这些国家的主张根本不同,我国政府历来主张国家之间利益的相互性。无论“平等互惠”还是“平等互利”,以及今天常用的“互利互惠”“互利共赢”概念,都认为应相互尊重各自的合理关切、国家利益的公平公正合理性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应该如此,国家间的政治及其他关系都应该如此,这是国家间关系的普遍性原则,因而能成为联合国造法基本原则。

  有关的第二个争论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与坚持国家利益、坚持爱国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个争议的焦点是工人阶级有没有祖国。其实,这个问题列宁在《给印涅萨·阿尔曼德》中已经作了全面回答。当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疑问,也与如何全面、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民族、国家、历史等基本理论有关。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为此姜琦、张月明等在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理论上作了科学澄清,坚持认为祖国是个历史概念,随工人阶级所处的具体历史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反对宗主国之间的战争,反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被压迫民族中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应该投身民族解放战争,工人阶级应该坚决捍卫自己的政权等。确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爱国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由于篇幅有限难以将当年所有争议的学术观点具体展开,但是在争议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认真学习,促进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现状的深入研究,这种学风即使在今天同样是值得发扬的。现在许多人都在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从引进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开端的,“春风”是从美国那儿来的,因此,都将90年代学习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热潮的兴起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趋向,有的人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国际关系理论。这种言论尽管在刚开始冒头时就受到老一代国际问题研究学者专家的批评,但是至今仍在。或许这是不知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国际关系研究历史的年轻人的判断所引起的,当然也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发展趋势的误解。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只靠读美国学者的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绝不可能走“美国化”的道路,这是新中国老一辈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共识。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是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开端的,是正本清源的再出发。这个趋向至少从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95年以前。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即使面对种种困难依然知难而进,有勇气、有毅力、讲究方法,先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入手积蓄人才、锻炼队伍,为此做出了多方面努力。

  其中,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和诞辰90周年,1982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在副会长刘星汉领导下提前一年草拟了34个研究题目供学会会员选择,启发会员作研究、写文章,为上海国际问题学术界兴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开端。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有相当质量的学术论文:1983年2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了《国际关系论文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12月,编印《世界经济政治文集——纪念诞辰九十周年》;1984年,编印《战后国际关系论丛》;1985年,编印《战后国际关系论丛——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当年,学会每年编印论文集唯一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在那时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学术成果难有发表的机会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即使收入学会编印的论文集也能作为学术成果得到本单位认可,作为评级考核业绩的依据。学会用自编自印的办法传播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当然,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论文集也要印刷费用,这些费用从哪里而来?当时,所有教育、科研单位都面临办公经费短缺,即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也没钱给,所以只能由学会秘书处自己想办法到工厂企业筹资拉赞助。想来,用赞助费来养学术也是当年的一个特色,当然这也与社会对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的厚爱、支持分不开,所以学会也并不缺钱。

  除此之外,学会通过一系列努力,包括开小型讨论会、编印论文集厘清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念,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坚持爱国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政策,国家对外开放与西方国家“门户开放”政策的区别,国际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基本含义及在当代的意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与我们如何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如何处理与欧美国家关系、如何发展对外开放及如何认识战后国际社会变化等相互关联着,相关的答案尽管现在看来仍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为改革开放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仁伟说过:“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际关系学术界是挺立潮头、引领时代潮流的。”我认为此说大体符合事实,因为众多学界先辈们就是这样披荆斩棘前进的。

  在此过程中,也逐渐累积起一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队伍。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刘同舜、姜琦。刘同舜对于二战后国际关系历史如数家珍,对美欧国家国际关系理论也较熟悉,而姜琦精通国际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精典著作,所以学会秘书处在他们的指导支持下能够有效地开展这方面工作。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获得迅速发展,与他们在学术上的引领作用不可分割。至少,我作为学会的工作人员,会长陈启懋关照我提到:“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你直接找刘同舜、姜琦商量。”由于工作上的联系,他们因此也自然地成了我个人学术研究上的引路人,我至今深深地记着他们的教导、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帮助。

  20世纪进入80年代后,中东局势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包括埃及与以色列媾和,成为第一个与以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曾经多次与以色列交战的阿拉伯国家在1982年首脑会议上通过决议,首次含蓄地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这些变化表明中东局势已经处于转折期,需要做深入研究以便考虑我国政策的调整。

  1983年8月下旬,上海巿国际关系学会邀请北京、南京、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共20多人,在朱威烈、季国兴主持下假座无锡太湖饭店讨论阿以冲突的由来和发展。讨论会在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冲突的原因、犹太民族复国主义运动等问题上,突破了几十年来坚持的传统观念并取得了共识。北京有关部门认为这些成果对中央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会后就讨论会成果编印了《阿以冲突的由来和发展》文集。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中东政策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逐渐调整到1992年1月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在学理上来说是以无锡太湖饭店讨论会的学术成果为起点的。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推进,认真总结亚非国家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课题也逐渐兴起。1986年11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联合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邀请50多位国内亚非问题专家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召开讨论会,在朱威烈和方光明的主持下,分别就亚非国家对外开放的有关政策,对国内社会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报告,展开深入交流讨论。讨论会认为,亚非国家对外开放的发展有失败的,也有取得不同程度成功的。失败者,国家陷入了持续的动乱;而成功者,国家获得了迅速崛起的可能,由曾经的落后国家变成了欠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包括亚洲出现的“小龙”现象。经过认真比较,会议提出亚非国家对外开放要成功地发展,必须处理好十大关系,并以此形成讨论会纪要。新华社总社内参部编发了该讨论会的纪要。学者向讨论会提供的论文也汇总成论文集《亚非国家的对外开放》,1988年底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来国内形势的变化证明这项成果对我国如何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1987年8月9日至13日,“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在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83位第一代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带着他们的学生分别从北京、广州、南京、武汉、天津、辽宁等地来到上海。大家齐聚一堂,没有人迟到早退,也没有人只露个脸、亮个相,包括宦乡在内足足坐了五天,足见与会者对这次讨论会的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他们用整整五天时间共同筹划如何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体系建设确定了性质、任务、目标,描绘了发展的蓝图。这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术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

  当年,受这次讨论会领导小组的委托,由国际关系学院赵玉梁、赵晓春、楚树龙三位同志依据讨论会记录执笔撰写的《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纪要》(见《现代国际关系》1987年第4期,以下简称“纪要”),这是周纪荣、张季良亲自指导、修改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尽管30多年过去了,这个文件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因此说该文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宪章似乎也不为过。

  同时,将8月9日视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诞生日”似乎也不应该有疑问。因为从这一天起,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变化发展不仅受到国人重视,而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已经被一些国家从这一天开始紧盯不放松。其中原因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这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研究者来说也有一个重要启示:不仅要有学术的自觉意识,而且要有政治的自觉意识。

  笔者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工作30多年,组织过无以计数的讨论会,但在国际上立刻引起轰动的有两次:一次是1988年8月8日,在杭州刘庄宾馆召开的“犹太历史文化讨论会”,下面将谈及。另一次便是上述1987年8月9日召开的“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讨论会筹办时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所以在讨论会名称前面特地加了“上海”两字,成了专用名,显示了其历史地位。但是讨论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却是在意料之外。这次讨论会尽管在社会上没有做大的宣传,开幕那天仅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登了一条半块豆腐干那么大的消息,却惊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苏联、美国、英国等国家驻中国大使馆。他们纷纷派人专程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打探究竟。事实上,这些国家在上海都设有总领事馆,不知道什么特殊原因要派人专程南下,或许是相关的总领事馆都被认为漏报了重要消息。这样说来,1987年8月9日召开的讨论会标志着“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也是合情合理的。而此事给上海外国语大学赋予的特殊历史地位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从这里呱呱坠地走向发育成长。

  1950年,中国第一个“外交学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1955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在人民大学的外交系主体被单独调出,建立外交学院。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外交学院的学者就已经开始着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关系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石磊、鲁毅、王德仁等教授都为此倾注了心血。他们着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帝国主义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等的研究,近似于专题性的教育研究。

  1964年,根据主席亲自签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指示,由教育部批准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分别偏向资本主义国家、亚非新兴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及国际运动的教育和研究。此外,1956年,厦门大学建立了南洋研究所;1960年,暨南大学建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后停办又于1978年恢复);1964年,辽宁大学建立了日本研究所。从此,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关系理论教育一直被置于重要地位,教学主要途径是经典著作“选读”,并由一批极具高学术造诣的学者教授担任主讲。复旦大学的刘星汉、曹沛霖、李幼芬、张震廷等,北京大学的李石生、梁守德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冯特君、王杏芳等,他们与外交学院的教授们一起为推动国际关系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在当时,对于欧美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状况,极大多数老师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有知者也不敢说,更不用说进入课堂。随着“”的开始,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建设进一步发展的设想也都被耽搁了下来。

  后来,要将国际关系理论的教育与研究在“”后重新提上议程并不如国际关系史那么容易。但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终要降临中国大地。这是因为,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引领,更有新中国成立后日益丰富的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的凝炼,还有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国家间关系所积淀下来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忠诚于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学者,这一切都是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宝贵资源。有肥沃的土壤一定会长出庄稼!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首先得到发展的有两门课程:一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经典选读”课程),另一门是“国际关系史”课程。改革开放大潮兴起后,由于一批曾经从事世界史教育研究的学者,如南京大学的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湘泽、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斯德及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几位世界史学者的加入,与北大、人大、复旦的国际政治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们汇合,迅速在全国形成一支“国际关系史”课程建设队伍,他们穷尽有生之年、含辛茹苦地最终完成多卷本《国际关系史》巨著,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征程上树起了第一个丰碑。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前身。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一直有学者开启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术体系的论证。1980年12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74人。笔者递交的论文直接涉及国际关系理论,题目是《试论国际关系学研究任务、对象和范围》,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学的观点。据说此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第一篇涉及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文章,因而被收入当时的会议文集第一篇,引人注目。而对笔者而言,此文却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处女作,明显具有稚嫩色彩,因此也没有争取公开发表。然而,有学者将此文的主要内容变成自己文章的组成部分,在《外交学院学报》上发表,因而有了机会公诸于世。1983年2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的《国际关系论文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其中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王建伟、林至敏的论文《试述马克思恩格斯考察国际问题的方法论》,提出了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主张,受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的普遍好评,并于1986年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1986年,王建伟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发表论文《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出了10个相关的理论问题。在国内国际关系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学者开始尝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课程的建设,开启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历程,走上了将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理论、将中国理论融汇为中国理论学术体系的道路。国际关系学院张季良主编的《国际关系学概论》,经过多年努力在1987年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写成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冯特君、杜厚文主编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王杏芳、宋新宁等人一起参与写成的,凝聚了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等研究领域学者的智慧,于1987年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1987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王松主编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把笔者撰写的“国际社会”作为专章列入。

  从1981年起,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介绍美国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陆续出现,主要有:(1)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陈乐民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见《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2)1985年,陈汉文编写的小册子《在国际舞台上》出版;(3)1987年,绍文光翻译的由美国学者克劳斯·诺尔、杰姆斯·罗思诺主编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出版;(4)1987年,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简称“流派文选”)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当时无论是陈汉文编写的《在国际舞台上》,还是绍文光翻译的著作都无法弥补美国相关学者著作译本的稀缺。而“流派文选”不仅对美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倾向和变化经历作了客观介绍,还提供了有代表性的原著译文,为国内学术界了解、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都引用该书内容;(5)1989年11月,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合著《世纪风云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倪世雄介绍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冯绍雷介绍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金应忠介绍了“发展着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内许多学者坦言:他们的成长均得益于该书;(6)1992年6月,金应忠与倪世雄所著《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第一版实际上也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成果,着重在分问题领域介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比较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致力于将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理论的同时,按相关问题领域组织中国理论的系统性研究。然而,该书由于对中国国际关系学逻辑起点、核心概念仍不明确,所以未升华成学术体系;(7)1988年,倪世雄主编的《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编了15篇文章,对国际关系学的基本学说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与主要研究方法加以介绍,系统地反映了国际关系学从现实主义、传统主义、科学行为主义,再到新现实主义各流派的演变过程。

  回顾中国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介绍,总体来看较为严谨,一般都是经过作者自己严肃咀嚼品味过、消化过、整理过的东西,述评结合、夹叙夹议。他们并不希望读者照单全收、全盘接受。上海的倪世雄,北京的陈乐民、陈汉文等学者均是如此,都显示了这种自觉性。

  为什么要召开“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开会是要花钱的,需要相关讨论会发起单位自己想办法筹钱。讨论会文集《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之所以在会议结束四年后才正式出版,就是因为资金的缺口被耽搁了。在当年经费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仍然要想办法召开这个讨论会,其主要理由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是这样写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际交往的实践和国际关系教育的实践告诉我们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现象,理应作出科学的阐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第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正面临着大转折,需要用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这个表述从大处、全局着眼分析为什么要召开“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的原因,完全正确、符合事实。当时,中国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10月底就要召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即将进入新的历史征程。除此之外,还涉及这样具体的原因:首先,当时启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是事实,但是还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其次,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要有明确的方向,如何坚持“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是科学吸纳美欧国家学者所提供的形形色色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当年学术成果的回顾,我们可以有根有据地说,国际关系学发展在中国的起步,一开始就是“两条腿走路”的。

  就“第一条腿”而言,当年的开路先锋是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季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的冯特君。他们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蜂拥进入中国之前就实实在在地拿出了自己的第一批成果,并且得到正式出版、进入课堂。客观地说,中国拥有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且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这是当年老一辈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反复肯定的,至今人们也值得记取。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学术体系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在观察国际形势变化、国家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在指导国家对外政策制定、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我国外交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学术上给予提炼、抽象,将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理论,将中国理论升华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中国国际关系学学者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责任。

  就“另一条腿”而言,也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在“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当年许多老一辈著名学者都指出:

  第一,学术要发展、要进步、要与时俱进,包括要学习国外先进、优秀的成果,但是仍然要不忘初心、不忘传统,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体性。尽管这个讨论会还是30多年前的事,但是当年汪道涵、宦乡、周纪荣等老一辈学者期待的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今天依然面临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任务。当年老一辈学者认定的这份《纪要》和《初探》所传达的宗旨、主张,不仅表达了当年老一辈学者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的初心,而且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依然值得后辈们去奋斗实现。

  第二,要科学看待美欧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客观地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包含着合理与不合理成分,全面肯定固然不对,完全否定也未必科学。为了分清是非就要评析,就有了科学比较的必要性,旨在“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有表及里”的过程中找出其中合理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现在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发展走的是先引进、再创造的道路,这不符合当年的事实。

  第三,要为正在诞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定性。在讨论会上,无论是与会者的发言还是宦乡、汪道涵的讲话,都说要建立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体系,说明当时定性是清楚的:一是中国自己的;二是要有中国特色;三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中国老一辈学者都明白,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这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定下的任务。这个体系无法进口、无法找代用品,也无法用改头换面的舶来品。即使马克思主义也要中国化,对美欧国际关系理论怎么可能照搬、照抄、照套?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能搞教条主义,对美欧国际关系理论难道可以搞教条主义?任何理论都存在结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问题,都需要中国学者自己做出艰辛努力。至今有学者在说:“国际关系理论是学者自己的,不是中国的。”这似乎是事实。但是理论要转化成中国外交实践,引领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一定是中国的。为中国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学者的荣耀!

  1986年底,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安排学会1987年工作计划时,认为上海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队伍不仅有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国际关系史的学者,而且还有研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这支队伍如何起好步、开好头需要听取国内相关学者的意见。于是在会长陈启懋、副会长刘同舜支持下有了召开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的动议。

  这个动议立即得到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名誉总干事汪道涵同志的支持,主动提出要做讨论会的发起人。汪道涵曾任上海市长,对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发展一直非常关心。当他看到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合作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时,特地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曾经当面对笔者说:“美欧国家的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同时,动议也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孟浩的支持。当年胡孟浩正在推动外语学院由单纯的外语教学向复合型教育转型,这在国内外语院校中是独树一帜的创新行动,因此当时他就主动提出“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放在上外开,会议期间的会场、食宿费用由上外承担,并要该院教授窦晖协助开展相关工作。当时该院副书记张坚刚从苏联回国,也立即投入了这项工作。

  除此之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积极支持讨论会的召开,上海旅游服务开发公司、上海旅游局培训中心总经理应仁才同志主动提出,其中一些会议活动可放在他们公司所属的“樱花渡假村”举行。

  有了如此多单位的支持,欧洲杯,于是笔者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付海鹏、上海外语学院的窦晖到北京求援,结果得到了北京所有相关单位的热情支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同志不仅提出要做讨论会发起人,而且表示全程赴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也自报作为讨论会的发起单位。此外,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也纷纷响应。尤其是当年的周纪荣、张季良、李石生、冯特君、卫林、石磊、鲁毅、张明谦等老师对这次讨论会的热情态度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有如此多的单位支持召开“上海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可见这个讨论会是众望所归。1987年2月26日,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就年内召开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作出决议。

  宦乡和汪道涵亲自提出作为发起人并自始至终参加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汪道涵亲自致开幕辞,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发展作了重要指示。宦乡在讨论会上多次作重要发言并作专题报告,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体系发展留下了宝贵思想。在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单位共同努力下,在周纪荣、刘同舜的共同主持下,学者们连续五天就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体系、如何研究外国国际关系理论等问题广泛而充分地交换了意见,表达了他们对学科建设的主张和期待。讨论会上出现的一些重要意见、所形成的一系列共识,在《纪要》与《初探》中都可以见到。基本要点是:第一,将学科名称定为“国际关系学”;第二,学科性质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体系。这种定性使学科自然被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第三,学科的知识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丰富理论遗产,可资借鉴而不是照搬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积累的丰富外交经验及对外开放过程中所创造的新经验和新理念;第四,学科任务首先是建立科学概念范畴,包括对国际上流行的概念范畴的重新定义,揭示国际关系运行演变的规律,能够在长时期内发挥指导作用。其次是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基础,为此应鼓励不同学派、流派的生长、发展和形成,以便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多种选择。最后是建立国际关系学体系;第五,关于学科研究对象,当时认为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从微观(主权国家)到宏观(国际社会);另一种是从宏观(国际社会)到微观(主权国家)。无论取何种思路,尽管逻辑起点不一样,逻辑演绎路径有差别,但根本上并不矛盾,也不存在优劣之分。

  由于多种因素和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犹太历史文化研究变成了一个边缘的领域。随着改革开放发展,中国日益广泛地走向世界,如何看待犹太民族,乃至如何对待以色列都需要认真研究。经潘光教授提议,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邀集国内一批资深学者假座杭州刘庄宾馆,于1988年8月18日召开“犹太历史文化讨论会”,并成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犹太研究会。讨论会持续三天,全程由朱威烈主持,共同探讨以色列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和中犹两大民族的历史传统友谊。

  这个题目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课题,一是国内有关部门的干部一时无法理解,二是担心在阿拉伯国家中产生误解。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外交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历史性地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首次这样的讨论会,填补了学科发展的空白。为了避免国外尤其是国外媒体对这次讨论会的注意,会址特地选在杭州刘庄。讨论会结束也不发任何新闻。但是这次讨论会在国际上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闻讯后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世界犹太人大会、美国犹太人大会、欧洲犹太人大会等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社团纷纷来电来函,甚至包括年已高龄、曾经长期在上海经商的嘉道理先生来信,祝贺此次讨论会召开。一个极小范围的学术讨论会,在国际上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自此开始,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领导人一批又一批地纷纷组团,以旅游名义来到上海,访问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犹太研究会。这无疑给中国与犹太民族增加相互了解、相互信任提供了机会。

  历史上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友好往来的史诗一件件、一桩桩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得到回忆、重温。

  例如公元70年,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以后,犹太民族十二支族的一个支族历尽千辛万苦,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开封定居下来。他们不仅没有受过中国人歧视,而且与中国人逐渐融合在一起,按照中国人习俗形成了“七姓八大家”(即七个姓氏,八个大家族)的社区群落。在兴旺发达起来后,他们在开封建造了自己的“会堂”、设置了“约柜”,从而能够按照犹太教礼仪开展宗教活动。他们按照中国姓氏规则为自己取名字、学中国文化、读中国人的“四书五经”,他们的后代有的甚至成了中国的高官。这种与中国当地文化融合发展的现象,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犹太民族史研究专家来说至今依然是个迷。

  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水晶之夜”那天开始,犹太人持续遭遇到德国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疯狂屠杀,当时即使逃难也是走投无路。一船载着犹太人妇女、儿童的轮船航行到美国海域,却遭遇禁止靠岸。犹太民族的维系主要靠两个纽带:一个是家庭、家族的延续与传承,另一个是犹太教。当年世界上唯一的一所设在波兰的犹太教神学院,里面的师生和典籍对维系犹太民族精神象征有极其宝贵的意义。这所神学院的神职人员和学生几乎在绝望之际想到了东方——上海。而同样处于苦难之中的上海人民,患难见真情、无条件地收留了他们,从而保存了犹太教神圣的正宗传承。在二战期间,先后有三万犹太难民逃到了上海,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对此,一位来到上海的犹太教神职人员拉比作了令人震惊的表达:“上海人民拯救了一个犹太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初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色列方面做出了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几十年间,以色列,包括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对此几乎是梦寐以求,期待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伟大民族走到一起。上海研究犹太民族历史文化的学者依据自己科学研究的真知灼见,证实了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历史凝结的友谊。在1989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环境一下子变得极其恶劣,尤其是美国媒体成篇累牍、毫无间隙地为丑化、妖魔化中国造舆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上海研究犹太文化的专家建议中央尽早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认为如果中国决定与以色列正式建交,那么一定会给犹太人世界带来巨大的惊喜,这一定会深刻地影响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报道态度的倾向性,至少会变得客观些。1992年1月24日,中国、以色列共同毫无障碍地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月后,新华社发布消息:美国媒体对中国问题报道趋向客观。这个消息证实了上海学者的判断是准确的。

  与此同时,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积极推动对上海犹太难民遗址的调查。这些遗址不仅是犹太民族历史的见证,而且是上海人民与犹太人友谊的见证。这些调查研究为有关地区单位保护、开发这些遗址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九、为修复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提供历史依据,延续了中华民族与朝鲜民族的历史情义

  1911年日本侵占朝鲜半岛。“三·一运动”以后,一批反抗日本侵占的朝鲜爱国人士来到上海,于1925年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政府所在地设在马当路306弄3号。该政府领导了朝鲜民族抗日复国斗争,写下了朝鲜民族历史的光辉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是1992年8月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在建交前,韩国方面一直期盼尽早修复在上海马当路上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南北方都有旅游者来到马当路306弄3号,瞻仰他们的先辈们为争取朝鲜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场所,其中相当多是韩国青年学生,作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来。由于当时中韩两国尚未建交,韩国三星公司主动提出由该公司出资30万美元买下该处资产予以修复。三星公司的意图是明白的:这是他们的历史遗迹,应由他们来修复和布置展台,并由他们来管理。暂且先不说这些意图与中国涉外事务管理原则是否合拍,关键是先要搞清楚当年的历史事实:

  首先,当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是否肯定在上海马当路306弄3号。因为当年在上海有许多朝鲜民族抗日义士,活动居住地有好多处。他们活动场所不仅上海有,而且杭州、四川、重庆都有。所以必须严肃地甄别,以便给予相对确定的答案。

  其次,当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是李承晚,但是此人一直在美国从事活动,直到1945年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后才从美国回去。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当年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地与当年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关系,换言之前者是否是“办事处”还是相反?当时韩国有关部门认为,既然“总统”在美国,那么“政府”所在地也在美国,而在上海的机构则是“办事处”。按照他们的说法,上海马当路306弄3号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办事处”旧址。

  除此之外,该“临时政府”在上海存续期间开展了哪些活动?该“临时政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如何?该“临时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该“临时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如何?该“临时政府”与李承晚在美国活动的关系又如何?

  根据上海市外办的要求,1988年至1989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周昌等人开展调查研究,花了近一年时间终于搞清全部事实真相并形成正式报告。该报告为我国政府决定同意修复“临时政府”旧址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依据,尤其是正式确认上海马当路306弄3号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所在地,也向韩方证明了由我方负责修复与管理是有基础的。经过这种努力,终于让韩方同意由我方负责修复、管理,然而修复经费依然由韩国三星集团公司提供。该旧址的修复与对外开放,不仅成了中韩建交的前奏,而且为韩国对本国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开展中华民族与朝鲜民族友好史教育提供了重要场所。

  1989年之后,中国对外关系遭受巨大冲击,不仅涉及政治、军事,而且涉及贸易、投资、文化教育,坚持改革开放面临严重困难。上海学者竭尽全力为打破这种局面创造条件,为我国对外关系发展创造了一个个亮点。比如,由学者组团赴美国宣传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来改善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舆论环境;推动修复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促进中国与韩国顺利建立外交关系;为中国与印尼恢复正常外交关系穿针引线、抓住了两国复交的宝贵时机等。

  由于当时对中国的制裁是美国发动的“群狼式围猎”,几乎所有的美国盟国、盟友都加入了进来,因此如何突围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央高层决策咨询会议上,上海学者陈启懋提出要优先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做好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工作。他认为,在日本有许多朋友都与我们老一代领导人有深厚的情谊,是极为宝贵的外交资产;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投资不仅对日本企业有现实利益,而且符合日本根本利益;许多日本人认为完全追随美国并不符合日本根本利益。陈启懋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日本也在事实上带头突破美国制裁的限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在中国患难时刻,日本友人伸出了援手。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电气(NEC)决定投资上海发展8英寸芯片产业,在陈启懋的艰苦努力下,中日合资的“华虹NEC电子”终于落户上海金桥开发区,1997年正式开业投产,注册资本7亿美元。

  从1970年代开始,印度尼西亚表示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愿望,但是一直进展缓慢、久拖不决。当年双方矛盾的焦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关印尼对我国台湾的政策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华人与华侨的国籍问题,其中也有涉及1967年中断两国外交时遗留的问题。进入1980年代后,两国外交官虽然开始在第三方活动时有所接触交往,但是始终未能进入两国复交谈判的议程,双方也没有形成可以信任的信息传递渠道。

  当然,印尼的态度也是在变的。抓住变化过程的进展使上海学者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扮演可信赖的穿针引线年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季国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与印尼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交往时,对方向季国兴转达了当年该国总统苏哈托对两国复交的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与我国提出的条件也基本相符。当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陈启懋立即将此信息呈报我国外交部领导。过了不久,发生了日本裕仁天皇过世的事。印尼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人给季国兴消息,询问中国拟赴日本参加裕仁天皇葬礼的是哪一位高官。他还告诉季国兴,印尼苏哈托总统将亲自前往,希望借此机会与中国就两国复交事宜交换意见。陈启懋立即将此事直接报告给外交部领导,并将外交部相关意见通报给印尼方面,因此有了中国与印尼在日本东京的“葬礼外交”。

  1989年2月2日,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与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了三点一致的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

  1989年后,中美关系从曾经的“蜜月期”一下子跌落到冰点。一夜之间,当时执政的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对华制裁,中止包括军事交流在内的一切官方关系,中美关系陷入了危机。1990年7月7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率领中国市长代表团访问美国,意在通过开发浦东消除美国朝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疑虑、促进中美关系改善,同时争取美国国会同意延长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个市长代表团虽然是受美国民间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却是1989年后访问美国的最高级代表团,为中美及国际舆论所瞩目。为了协助市长代表团的顺利活动,按时任市长的建议,上海组织了一个学者代表团随行,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丁幸豪带队,复旦大学经济系洪文达、上海社会科学院姚廷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周敦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周汉民等五人组成。当时这五个人的往返旅费却没有着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知道此事后,立即表示由他们提供,这确实不错。当时中美关系极其严峻,但是我们在相互交往中已经在美国有了朋友,已经积累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外交资产。在关键时刻,有可信赖的朋友会给予帮助。时任市长率领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在美国访问效果超出预期、取得很大成功,当然也包含着上海学者代表团和美国学者作出的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术界已经预感到国际格局面临重大变化的趋势。1987—1988年,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就提出应将“国际战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加以研究,并于1990年8月召开“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讨论会”,全面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对可能出现的局面作了多方面的评估。

  1991年苏联“8·19事件”发生,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陈启懋提议取消原计划安排的学会年会内容,组织力量对苏联“8·19事件”展开大会讨论,全面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后果。是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次年1月底春节前夕,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与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联合在杭州假座楼外楼饭店,召开“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讨论会”。讨论会连续开了三天,全面评估国际格局变化趋势和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性大变动的关键时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共识,许多判断至今依然有效。包括:

  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客观上造成了“冷战”格局的解体。“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瓦解后,在亚洲部分的终结尚需时日。所以“冷战”格局解体与雅尔塔体终结不是同一回事。

  苏联解体后留下的遗产由俄罗斯继承,而俄罗斯依然是世界上有相当实力的大国。在俄罗斯裂解成若干小国以前,美国决不会放松瓦解俄罗斯的努力,美国与俄罗斯的对抗、冲突难以避免,除非美国放弃瓦解俄罗斯的目标。美国的目标使俄罗斯难以投入美国怀抱。从1990年代后期起,美国加速了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企图将俄罗斯在东欧的影响力挤压到其边界。

  苏联的解体,世界只留下一个超级大国,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美国或许会寻求对世界的“独霸”,但是却会受到“多强”的掣肘,由此形成国际社会新的力量结构分布与组合,使国际关系进入新旧格局交替、转换时期,国际关系将形成新机制、新规则。

  由于国际格局的交替、转换是在没有出现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将是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那么国际关系基本趋势将是尽管大国对抗冲突持续存在,但是总体保持缓和,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

  由于依然处于核恐怖平衡的条件下,美国直接挑战某个大国、出现大国间迎头相撞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中小国家所在地区会不断制造局部动荡。

  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瓦解,美国及其盟国失去了共同敌人,这不仅对大西洋联盟影响深远,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将极其深刻。这个深刻影响是什么?当时并没有作出回答,其实就是后来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崛起机会。

  最终,陈启懋、金应忠任主编形成的专著《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于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优秀成果一等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了解世界成了上海市民的共同心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为此与《解放日报》协商,就撰写国际时事述评展开合作。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金福安、编辑邱丹凤首先接受了这个建议,尔后的副总编吴谷平、陈振平相继坚持此事。他们不仅付出了极大努力,而且确实也承担了一定风险。因为这样做不仅在国内所有媒体中带了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外事无小事”,当时地方报纸所有国际事件的评价都以新华社为准。地方报纸用自己的国际时事评论采编稿,要求对国际时事的是非曲直都必须在接到新华社通稿前,由上海学者和报社自己独立作判断。这至少也是考验上海学者和报社编辑的学术功底和分析判断能力。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通常用临时召集的小型讨论会,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判断的准确性。即使当天讨论、晚上定稿、第二天见报,也未发生过判断失误的情况。所以,一些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老专家都颇为惊奇,经常问是否是外交部直接告诉的。

  双方的这种努力受到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高度关注,他们几乎会看每篇评论。涉及他们国家的时评则更为认真,甚至还会直接找报社,希望提供进一步的说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确实是“外事无小事”。

  双方的努力适应了上海市民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需要,受到了上海市民的欢迎。由于《解放日报》在刊登上海学者撰写的时评稿时也会同时登上作者照片,所以一些学者到菜市场买菜常常被营业员认出。看到这一尝试受到上海市民如此欢迎,因此,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又发展了与上海电视台及其他报纸的合作,逐渐在上海媒体中构筑起了国际知识和国际形势普及教育的平台。1980年代后期起所做的这些努力,到1990年代初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从此,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效仿,为国际问题学者施展才华、崭露头角提供了重要舞台。